第一节：我与众人相同
自1957年11月中旬起，彭德怀开始留意到报纸上崭露头角的新口号——“大跃进”。然而，这个口号并未能引起他的共鸣。在他看来，“跃进”一词本应象征着质的飞跃。若工农业的产值只是呈现出较大规模的增幅，那不过是一种量的变化，而非质的突破，因此不宜将其称为“跃进”。基于这一观点，彭德怀在次年春节期间为《解放军报》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专栏撰写稿件时，将秘书在文章草稿中提出的“大跃进”一词，悉数替换为“大发展”。
1958年2月18日，正值其时，《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社论中明确指出：“……我们应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全面改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提升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摒弃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旧习惯，精简机构设置，优化生产管理与劳动组织，革新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以确保‘多快好省’的方针得到全面实施，进而推动生产力实现飞跃式发展。”
“这乃是一场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与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它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对国家整体工作进行改进，并激发全民奋发向前的关键性运动。”
彭德怀对“大跃进”这一提法仍然存在怀疑，但在发表文章和讲话时，却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不再使用“大发展”这一说法。
1958年三月，彭德怀于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构想表达了赞同。会议进程中，各省的省委书记依次进行了工作汇报，毛泽东多次发表独到见解，累计超过二十次，并屡次发表长篇演说，着重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初具规模。这一道路是在过去八年不断探索和实践中逐步确立的。在全国六亿人口和一千二百万党员中，目前对这一路线认同并从思想上接纳的人尚属少数。然而，伴随着形势的不断演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志逐步认识到并采纳这一总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的言论，不仅彰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勇气与坚定信念，更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这一伟大事业。他明确指出，我们应当树立高尚的品格，坦诚相待，提振精神，磨砺出远见卓识、坚如磐石的意志。面对经典著作，我们应怀有敬畏之心，但绝不可盲目迷信；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智慧的瑰宝。我们必须营造一种氛围，让人民敢于直言不讳，敞开心扉。有人之所以不敢发声，无非是担忧：一怕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者，二怕失去职位，三怕被开除党籍，四怕遭受妻子的离弃（颜面尽失），五怕遭受牢狱之灾，六怕失去生命。只要我们做好了应对这些可能性的准备，看透了世间的纷争，便能无所畏惧。作为先进分子，我们更应无畏于这一切，秉承王熙凤“不惜一切，敢于将皇帝拉下马”的豪迈气魄。
毛泽东的讲话中透露出非凡的远见与坚不可摧的雄心壮志。彭德怀深受其激励，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亦随之消散无踪。
随着成都会议即将圆满落幕，彭德怀以一颗无比真挚的自省之心，坦诚地分享了他的心声：“十年前的我，内心充斥着愧疚之情。对于毛主席的领会，既非初见时的投机，亦非隔阂中的对立，而是介于这两种状态之间。”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次会议使他茅塞顿开，思想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核心理念。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果断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迅速决策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转变为公社。这一举措迅速而果断。会议还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会议预测，通过实施公社化运动和大规模炼钢，将推动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加快实现共产主义的步伐。彭德怀在讨论中积极参与，毫不犹豫地举手表示支持，未曾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在北戴河会议的翌日，彭德怀同志亲自踏足东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他的首站选定了坐落在松江平原之上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占地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米的顶尖学府，承载着培育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重大责任。正如国内众多院校一样，学院亦沉浸在“大跃进”的炽热情潮之中。
在这座座宛若宫殿般雄伟的教学楼与办公楼的巍峨墙壁上，高悬着激发人心、激励众志成城的巨型标语，字里行间洋溢着“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等催人奋进的豪迈词汇。无论置身何处，都能见到一群群人激情辩论、深思熟虑、辛勤耕耘的生动景象。彭德怀将军曾在哈尔滨市的某处招待所度过了一晚，翌日便搬迁至学院，继续投身于他的工作之中。
彭德怀亲临这片孕育着人民解放军科技英才的摇篮，亲身感受了其热烈拥抱全国性“大跃进”热潮的激情。他深入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小组，与教授们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并实地考察了众多实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以及野外作业的帐篷。在他的考察之旅中，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喜讯。
彭德怀踏上了从哈尔滨出发的旅程，途径齐齐哈尔，最终抵达沈阳。沿途，他目睹了“大跃进”运动的鲜活景象。在这片辽阔的松辽平原之上，炼铁高炉如同春笋般迅速崛起，白昼里蒸汽腾空，夜晚则火焰翻滚。火车穿梭于城乡之间，车站与城镇的墙壁上，贴满了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巨幅标语，以及工人农民激昂的诗篇，洋溢着豪情壮志。
于火车车厢那逼仄的空间中，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感叹：“中国人民，终于挺身昂首，循着党所规划的壮阔蓝图，奋勇向前！”他胸中的激情，宛如翻腾的江水。无论身处何方，他总是满怀热忱地激励干部与群众，解放思想，勇于深思、勇于发声、勇于实践，勇敢地踏上一条前人未曾涉足的征途。
在向部队干部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中，他满怀深情的宣告道：“……回顾往昔，那嘹亮的歌声唤醒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呐喊，而今，历经几千年的温饱难题，终于在我国得到了圆满解决！今年，我国粮食产量已飞跃至7000亿至8400亿斤，而明年，预计这一数字还将突破1.5万亿斤。人均年粮食消费量也已达到一吨，无论面对何种战争与灾害，我们都将能够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今年，我国钢材产出猛增，达到1070万吨，展望来年，产量预期将跃升至2500万吨，甚至有望突破3000万吨的大关。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言“一年时光胜似二十年”的深刻道理的生动体现吗？直到最近，我才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这份无法掩饰的兴奋中，彭德怀圆满完成了他在东北的考察行程。
在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大跃进”热潮中，他与无数同胞同声共气，怀揣着无比虔诚的信念，全力支持“大跃进”运动。他们满怀憧憬，期盼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能为全体人民带来福祉，并最终成就那长久以来梦寐以求、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
自东北重返京城，他立即投身于国防部那繁重而艰巨的军务工作中，与全国人民共同庆祝建国九周年的国庆盛事。国庆的欢庆氛围尚未散去，他便马不停蹄地踏上新的征程，深入我国西北的腹地，展开了深入的实地调研。他的脚步遍及内蒙古、青海、甘肃、陕西等多个省份，核心目标是全面掌握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的实际状况。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坐吉普车，自青海省格尔木出发，向着西方的征程迈进。他依旧遵循着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坚决拒绝提前告知即将访问的单位。
车队抵达沙漠绿洲中的敦煌，车辆缓缓驶至县委大楼前驻足。然而，县委的领导们并未在府中迎候。他们眼前的，是一位年轻县委秘书的身影。彭德怀与他亲切交谈：“小同志，我们今晚便在此安顿，将享用两顿餐食。第一顿将在机关食堂，第二顿则是在人民公社食堂。无论大家吃什么，我们便吃什么，一同用餐。”当县委食堂的用餐者见到彭德怀的身影，纷纷起身，向他投来微笑的目光。彭德怀也报以温暖的微笑，向众人点头致意。他与大家轻松交谈，欢声笑语在食堂内此起彼伏，营造出一片和谐的气氛。
“你们全县仅有一个公社，未必是正确的方向。公社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若超越现实条件，便不能称之为先进。在由高级社合并为公社的过程中，务必注意防止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发生。”
翌日，他再度受到了县委副书记的陪伴，一同前往郊外的杨家桥生产大队进行实地调研。沿途，他目睹了棉花纷纷散落，铺满了大地。来到菜园，他发现白菜杂乱无章地堆叠成堆，菜叶随风纷飞。抵达村里，社员们正忙碌用餐，彭德怀缓缓走向炉灶，拿起勺子轻轻搅拌锅中稀薄的土豆面糊，却发现其中夹杂着未煮熟的土豆块。
彭德怀面露疑惑之色，轻声向刘孟晋征询意见：“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宴请，这样的举动是否妥当？”杨家桥大队的情景勾起了他一连串的深思。
抵达兰州后，省委副书记霍维德亲自陪同，带他参观了位于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游览之余，彭德怀心头那长久笼罩的阴霾，仿佛随着轻柔的微风逐渐消散，他的心情亦随之豁然开朗。
雁滩公社，坐落於黄河两道主流汇聚之处，乃一处在黄河核心的细长沙洲，生态环境绝佳。公社马姓社长陪同彭德怀参观团，并向大家介绍道：雁滩公社是由五家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公社总人口逾1.7万，耕地覆盖面积达2.66万亩，其中菜园占地约1万亩，主要负责向兰州市及工业区供应蔬菜。尽管规模不大，但土地肥沃且集中，管理井然有序。从果园与苗圃到鸡鸭养殖场与奶牛牧场，从托儿所到养老院，各项设施布置得有条不紊。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与炊事人员握手之际，关切地询问：“大家现在饮食是否充足？”一位女炊事员笑着回应：“十分充足，吃不完呢！”
彭德怀在雁滩公社信步巡游，边走边谈，满腔热情地游览了近三个小时。省委的陪同领导向他详细汇报，今年全省粮食产量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人均产量预计可达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全面启动，工程一旦完工，黄土高原将告别依赖天时地利的历史时代。此次西北之行，彭德怀的内心情感复杂交织，喜悦与忧虑并存。他坚信人民公社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如何高效运作公社，却成为一项关键且迫在眉睫的课题。在他眼中，雁滩人民公社这样的地区，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
彭德怀在深入西北地区开展实地考察之际，正值全国“大跃进”运动迈向高潮。与众多国人相同，彭德怀对国家的未来满怀憧憬。然而，他的这种乐观并非毫无限度，而是保持着适度的理性。他是一位崇尚实干、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尤其是经过西北之行，他对事物内在的复杂性与不均衡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因此在处理事务时，他的态度愈发谨慎，考虑也更加周全。
“大跃进”的浪潮亦席卷军营，部分部队甚至致信军队，热切请求设立公社。更有数位团级政治委员联名上书，催促部队迅速实行供给制。面对这股紧迫的“潮流”，彭德怀依然保持冷静，从容应对这些挑战。他在回复部队的信函中明确指出：“社会分工复杂多样，军队作为执行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若强行转变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态，实为不妥。”“当前，在军队内部推行供给制的设想亦不符合实际。我们不应将过去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与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相混淆。我们现行的分配原则，唯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第二节 乡亲声
1958年12月，彭德怀在武昌参加八届六中全会时，对“大跃进”期间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会上首先对当年粮食产量提出了质疑。在西北地区的小组讨论中，当公布全国粮食产量时，多数人主张公布1万亿或1.2万亿斤，甚至有人声称“粮食充足到用之不尽”。彭德怀对此持不同意见，明确表示：“粮食产量并不如大家所说那么多。”面对批评他思想“保守”的声音，彭德怀回应道：“公布数字应保守一些，这样在后续追加时更为主动；公布过多则可能带来被动。”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返回湖南老家进行实地调查，决心查明真相。
彭德怀深入湖南进行调查，期间省委书记周小舟特地陪同。两人同乡，均为湖南湘潭人氏，早年皆求学于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周小舟便已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担任秘书一职。毛泽东对其亲昵地以“小周”称呼，故得名“小舟”。周小舟思路敏捷，工作勤奋，讲究实效。陪同彭德怀抵达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地的卫国人民公社。他向彭德怀说明，近期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会上多数成员对当年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次年指标设定的过高表示不认可。因此，湖南近期频繁遭受指责，甚至被降级为“白旗”。然而，事实最终表明，那些标榜“红旗”的省份粮食供应紧张，而他们这个曾被取消“白旗”的省份，粮食供应却相对充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求借粮食的罕见现象！
谈及土法炼钢，周小舟指出：全省累计建成了五万余座小型土高炉，但实际投入使用的尚不足半数，而真正成功炼出铁水的则屈指可数。
谈及公社食堂，周小舟坦率地对彭德怀表示，这些食堂并未给民众带来预期的便利，反而引发了人力与物力的巨大浪费。
周小舟坚定地主张，不论是在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还是在丰裕的太平岁月，供给制都理应被淘汰。
在周小舟的讲述中，彭德怀敏锐地发现，湖南的局势与他昔日于甘肃河西走廊目睹的情景竟有着令人震惊的相似性。这一发现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此次返乡进行实地考察的迫切与必要。
为了更深入地倾听民声，彭德怀选择了不入住招待所，而是回到了彭家围子的老宅。在他归乡的那个夜晚，乡民们纷纷涌入，老少妇孺齐聚一堂，谈话间洋溢着浓厚的关切之情。彭德怀向乡亲们传达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并细致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与生产状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座谈会上，有干部提到今年粮食产量大增，吴公塘生产队的单产甚至超过了千斤，但彭德怀并未对此轻易信服。
他迅速与干部们一同步行数里，终于抵达了吴公塘的岸边。手持电筒，他蹲下身，细心地拔起一束稻茬，开始逐一数着这束稻穗上究竟有多少稻杆，以及每穗大约包含了多少粒稻谷，全神贯注地估算着每亩的产量。他对干部们说道：“我近期走遍了多个地方，听说了某些地方宣称亩产能够达到数千斤，甚至上万斤，言语间颇为夸张。坦白说，我对这些说法抱有疑问。我们作为干部，处理事务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能言过其实。”当听到公社干部的叙述时，他们得知该公社的炼铁厂已经生产出了超过640吨的铁。
彭德怀亲自深入公社的炼铁厂进行考察。他所目睹的景象，与他在其他地方所见并无太大差异，呈现出的正是那种“大兵团作战”的壮观场景。事后，他与公社的干部们细致地核对着一笔账目：为了炼制那微不足道的铁，动员了整个公社及大队的所有劳动力来运送原料，以至于农业生产被迫搁浅，稻谷在地里烂掉；为了解决燃料的难题，不得不拆除众多社员的住房，砍伐了广袤的山林；甚至为了搜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以及烹饪用的铁锅也被毁坏……这其中的代价究竟有多么高昂啊！
彭德怀向干部和社员们指出：“过去由于技术落后，确实需要借助简易的土炉炼铁来生产农具。但现在大规模推广这一方法，并非明智之举。”在乌石学校，他查看了教室和教师的住宿环境，还尝试了学生的餐点；在赵家弄子大队，他参观了条件十分简陋的幼儿园；而在许家塘大队的敬老院，他与几位昔日的同学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得知每位老人每日仅能吃到二三两米（约16两一斤），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老人们也只能睡在裸露的竹席上，既无垫褥，被子也破旧不堪。彭德怀紧锁双眉，不禁感叹：“这怎么算是敬老院、幸福院呢？”随后，他毫不犹豫地拿出200元，用于购买孩子们的生活必需品，并再捐赠200元，要求干部为敬老院购置必要的床垫和用品。
实地走访故乡的所见所闻，让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暴露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经历也在他心底埋下了更为深沉的疑虑之种。
重返家乡，彭德怀内心触动深远，尤其是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手段感到担忧。众多乡民向他反映，上级分派的任务日益加重，基层干部的领导态度也随之恶化。他们不注重民主，经常用强制手段，甚至随意体罚、侮辱或拘禁群众，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且有加重的趋势。彭德怀不禁回想起在延安和太行山的往昔岁月，那时干部与群众、军队与群众，乃至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十分和谐，宛如亲如一家、水乳交融。然而，为何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对这种转变感到痛心疾首。
在告别故土彭家围子的那一刻，彭德怀深情地对前来送行的干部们叮嘱道：今后必须严格禁止盲目指挥，严令禁止夸大其词，严禁编造虚假信息，严惩滥用职权的行为，严禁体罚和侮辱他人，严禁征用农民口粮，严禁拆除社员住房，严禁滥伐山林。二十余载光阴荏苒，即便彭德怀已离我们而去多年，但当地干部和民众对他的“八不准”原则依旧记忆犹新。
返抵北京中南海之后，彭德怀对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仍萦绕于心。三个月后，趁着退还生产队蜂蜜款项的契机，他再次向乌石大队的干部寄出了一封长信。信中言道：“回到北京寓所数周，方始得知贵大队赠予我一坛蜂蜜，那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辛勤劳作的成果。我对于祖国人民和朋友们，未曾做出过多少贡献，内心深感愧疚和羞愧。故打算将此物全部归还，然而又觉得直接寄送不便，于是估算其价值大约三十元，恳请查收，并将此款用于大队的副业生产。”继而又写道：“提升生产水平，增加收入，这是领导和群众共同的心愿。”
既然领导层的远见与民众的期盼相互契合，我们便应坚守领导与民众紧密相连的工作理念。譬如，在编制长期规划与年度具体工作安排时，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规划制定完成后，还必须与民众展开多轮深入探讨与交流，以赢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我们更需以耐心与细致的态度进行引导与教育。无论是长期规划还是年度工作部署，若不能充分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广泛展开讨论，形成多数人的共识，即便规划本身无误，执行各项任务也将变得极为艰巨。更不必说那些未能与民众深入沟通的少数领导干部，他们缺乏民众的支持，自然难以顺畅推进工作任务。”这番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无不跃然纸上。
彭德怀与周小舟从乌石启程，随后抵达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在那里，他们的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并无显著的不同。
“这种造假行为，实在令人堪忧！”
在平江的考察之旅中，彭德怀铭记于心的一桩往事同样令人难以忘怀。一位曾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因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无声息地递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将纸条谨慎地藏匿于笔记本之中。事后，他在笔记中感慨万分地写道：“这字里行间，尽是群众沉痛的呼唤！”
在株洲，彭德怀与薄一波重逢，谈及往昔粮食产量的话题，彭德怀自信满满地表示：“实际粮食产量或许并未预估那般丰盈，今年征收1200亿斤粮食实属勉为其难。若征收过多，不仅后续返运将成难题，更可能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认为，征收900亿斤粮食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向中央发送电报。于是，彭德怀便致信中央，提议将当年的征购粮食量降至900亿斤。这标志着彭德怀在倾听人民深切的呼声后，首次为民众发声。
第32章 庐山之身
“天下忧何？”
彭德怀接到命令，出人意料地踏上了庐山的会议之旅。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他带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展开了一场为期将近五十天的友好访问，行程遍布苏联及东欧各国。返京后的次日，尽管旅途疲惫，彭德怀依然坚定地前往旅坛寺的国防部大楼，履行他的职责。总参谋长黄克诚针对此行的情况及个人观点与他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向他详尽地汇报了国内的经济状况以及部队的思想动向。彭德怀对此深感忧虑和震惊，尤其是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在黄克诚的汇报中，他提到全国各地灾情严重，尤其是甘肃省，某些地区粮食告罄，逃荒的民众络绎不绝……
彭德怀听闻此言，情绪激昂至极，再也坐不住，起身离开了原位。他双手置于身后，开始在屋内来回踱步。毕竟，那片甘肃的土地他曾亲临考察，不久前，省委和下属官员还向他汇报，全省人均粮食储备量可达1500斤。然而，现在却突然成了粮食短缺严重的省份，这让他倍感困惑。
踏入国境，彭德怀便一头扎进了对中央文件以及陆续收到的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详实资料的研读之中。他迅速发现，国内的现实情况与他先前在国外通过报纸所看到的乐观报道大相径庭。从粮食、日用品，到建筑材料、电力、运输，全国范围内都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氛围。月底，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得知中央决定于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将邀请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出席。
“老总，您作为政治局委员，不应缺席会议。我留下值班，您去开会为宜。”彭德怀和黄克诚当时都未预见到庐山会议将引发的波澜，他们的思考仅限于决定谁去开会，谁留守岗位的问题。
7月1日的拂晓时分，彭德怀抵达了庐山。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众多重要人物。他们自北京出发，先是乘坐专列抵达武汉，继而换乘江轮驶向九江，最终在九江登陆，再乘车攀登庐山。旅途中，彭德怀全神贯注地研读着这一时期中央发布的要文件、内部资料以及群众的来信。经过五十多天的海外考察行程，与国内信息长期隔绝，彭德怀亟待了解的情况颇多。
乘坐火车时，医护人员注意到彭德怀的用餐量极少，连续两餐仅尝了几口便放下餐具，返回了自己的车厢。在车厢内，他沉默地凝视着窗外，久久不言。医护人员不禁担忧地询问：“您是不是身体不适？”彭德怀轻轻否定。随后，他又轻轻摇了摇头，指向窗外：“您瞧瞧那些人……我又怎能吃得下呢？”
此时，保健人员方始察觉，列车停靠的站台之外，人群熙攘。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有的肩扛污秽的包裹，有的妇女怀抱哺乳的幼儿。他们面色苍白，手扶站台边缘的白色栅栏，目光投向列车方向。显而易见，这是一群被安保人员驱赶到站台外的灾民。1959年的庐山会议，汇聚了中国共产党两次关键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则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起初，会议仅计划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于7月2日抵达庐山，被安置于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该别墅为一座美式建筑，拥有一间大厅及两头各一套卧室、书房和完备的卫生间设施。7月的庐山，树木葱茏，气候宜人。变幻无常的庐山云雾，不断变换着峰壑的容颜，为这片千姿百态的山水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神秘与虚幻。
“此次会议的宗旨在于纠正‘左’倾偏差，并需制定一份文件。”
一、首要任务是深入读书学习；二、深入剖析当前的形势；三、明确今年的工作重心；四、规划来年的工作蓝图；五、确立未来四年的发展目标；六、探讨宣传工作的方针问题；七、制定综合平衡的策略；八、践行群众路线；九、建立健全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并着力提升工业产品质量；十、讨论体制改革的相关议题；十一、梳理协作区间的相互关系；十二、优化公共食堂的管理；十三、倡导节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十四、严格执行三定政策；十五、恢复与发展农村初级市场；十六、将生产小队转变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强化农村党团基层领导的作用；十八、强调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十九、分析国际形势并制定应对策略。
“成就斐然，问题迭起，前景光明。”如此简洁的概括，唤起了彭德怀对此次庐山会议的满怀憧憬，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小组会的热烈讨论之中。
会议开场，气氛融洽而温馨，正如毛泽东所比喻，宛如一场“神仙聚会”。白日里深入研讨，夜幕低垂之时，众人便观赏戏曲、电影，亦或共同起舞，欢歌笑语。
然而，那如梦似幻的宁静生活并未持久。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在思想与见解上开始出现分歧，会议的气氛也随之悄然发生了转变。这些分歧的种子，实则源于对毛泽东所概括的形势中“问题不少”这四个字的各异诠释。
庐山会议之际，我国城乡经济虽有缓解之迹象，但根本性变革尚未显现。自1958年冬季至1959年夏季，毛泽东为纠正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显现的偏差，已在思想领域内提出纠偏“左”倾错误的议题。期间，他屡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中央全会，制定并推出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实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成效初显。对于所取得的成绩，毛泽东表达出了充分的满意。
鉴于当时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无一例外地根植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延续肯定，纠“左”的工作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即便经历了多次调整，目标仍然设定得过高；公社内部依旧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众多“左”倾措施，这些做法严重打乱了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面对这种状况，彭德怀及部分与会者纷纷发出强烈呼声，力主深入总结经验教训，迅速缓解紧张局势。
许多人坚信，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理应受到全面的肯定，而其中存在的不足与失误，不过是被轻描淡写为“一个指头”或“不足一个指头”的微小瑕疵。自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已有效纠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问题也大体上得到了解决。持有这种看法的，大多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推动者。他们不愿听到有关“大跃进”中的问题与缺点的讨论，认为这无异于对“大跃进”成就的否定，是对“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有一部分观点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带来显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其中不乏性质严重的，亟需引起重视。尽管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出台了相应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缺陷与错误，如批判“共产风”、“浮夸风”，调整生产比例失衡，整治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现象，但效果并不显著，某些地区的问题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迫切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加以解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大跃进”中蕴含着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全面阐述成绩，深刻剖析不足，并非是为了泼冷水给群众运动，实则是为了为我们的前行之路提供助力。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会否定已取得的成就，反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真正克服不足，纠正错误，进而推动未来工作迈向新的高度。
彭德怀持此观点。
彭德怀莅临庐山，对那闻名遐迩的匡庐风光并未倾注太多心神去细细品味。“闲暇时光宜登山赏景，但世间纷扰诸多，又岂能独享其乐？”他在山中，主要投入于参加国务院的会议，或是整日埋头于研读中央及各部委的文件，并积极参与小组会议的深入探讨。
本次集会依照既定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分组，总共划分成了六个小组。彭德怀被编入西北组。在7月3日至7月10日的连续八天中，他共进行了七场主题演讲，并多次即兴发言。彭德怀沿袭了他一贯的演讲风格，言辞直率，从不迂回曲折。即便是谈及毛泽东，他亦毫无回避之意。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极大地提振了民众的士气，因此，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人们常常只突出那些充满可能性和积极的一面。在这样的胜利喜悦中，反面意见往往难以被察觉和接纳。
在党内，常常见到“左”的倾向难以彻底根除，与之相比，“右”的偏向则显得相对易于调整；每当“左”的势力崭露头角，仿佛一切都能被其压倒，导致众多人沉默不语，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我看来，人民公社的建立似乎有些过早。当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尚在初显，我们便急速转向了公社化进程，而这过程中似乎缺少了足够的试验。若我们先行进行一至半年的试验，或许能够获得更加理想的结果。”
“我们应致力于汲取经验与教训，而非沉溺于抱怨或追究责任。责任分担，各司其职，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我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至少在当时，我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时至今日，决策已不再依托于党委集体的领导，而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唯有第一把手的决策才被看重，而第二把手的声音往往被忽视。忽视集体权威的塑造，只追求个人威望，实为非同寻常之举，更是潜在的风险所在。”
成绩斐然，然而不足之处在短短三个月（9月至11月）内便显露无遗，其影响持续深远。从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尤为宝贵。只有对问题达成共识，我们才能齐心协力。
4个月前，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号召大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学习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他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把人打死，还是有臣下敢进言。当时尽管海瑞对皇帝攻击得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会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本线装的《明史·海瑞传》，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仔细阅读。在彭德怀作以上发言和插话的时候，他脑子里是否想到了海瑞，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与陈云同住瑞金二路五号，共同享用晚餐。餐后，两人携手漫步，畅所欲言，讨论了众多议题，彼此的见解多有共鸣。在修订当年钢铁生产目标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对陈云在该领域的精准洞察表示高度赞誉，并强调真理有时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议落幕之后，毛泽东立刻赋予陈云重任，让他领导中央财经小组，专注于钢铁生产目标的实施工作。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盲目跟从且勇于直言的精神，一直抱有由衷的敬意。
在小组会议中，彭德怀勇于直面他人避讳的话题，这一行为既为他赢得了部分同侪的拥戴，却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忧虑，更有旁观的众人以冷漠的目光对他投以审视。
彭德怀素来不拘小节，不随波逐流，即便面对他人的目光，他亦坦率直言，坚持己见。
“毛主席的故乡，那片公社在上一年度的增产成果中，并未如预期那般丰硕。通过实地考察，我了解到实际的增产幅度仅为百分之十三。同时，我也向周小舟进行了咨询，他透露那个公社的增产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四。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还给予了该公社不少的贷款与援助。”
毛主席以及党中央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中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这种威望在全球范围内亦堪称独一无二。然而，对这份威望的滥用却显得极不妥当。去岁，有关毛主席意见的误传引发了诸多纷扰与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国家亦需保持审慎。面对风景区中的人工湖，不妨放缓脚步，毕竟其耗费资源颇为可观。众多省份纷纷为毛主席修建别墅，这或许并非毛主席所期待之事。”）“‘算账派’、‘观潮派’等标签层见迭出，无疑对广开言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些人因此不敢直言，唯恐揣摩不到领导人的心意。”
在发言过程中，彭德怀不时夹杂了不雅之词，此举使得部分听众感到极度的不适。此类情绪的滋生，自属人之常情。
美国文学巨匠埃德加·斯诺在其传世之作《西行漫记》中曾感慨：“彭德怀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言辞与行为无不流露出一种坦荡率真、直言不讳的个性，这让我深感敬佩。在中国人中，这种品质实属珍贵而罕见。”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讨论中直言不讳，即便面对毛泽东，也始终坦陈己见。在一次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常委会上，当话题转向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的状况，提及地方补贴累计超过20亿元，国家还需补贴20余亿元时，彭德怀即刻打断道：“这个数字实在令人瞠目结舌！竟然超过了全年的国防开支。若是将这些款项用于购置消费品，堆积起来的高度恐怕能与庐山相媲美。”
毛泽东沉思片刻，缓缓说道：“嗯，或许不至于达到如此之高。”彭德怀紧接着接口：“那么就适当下调，但无论如何不能减少其数量！”
在庐山之巅，彭德怀常与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促膝长谈，二人住所相隔仅一巷之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以及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也常与彭德怀相聚。周小舟、李锐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备受尊敬，被亲切地称为“秀才”。他们对我国经济形势的见解与彭德怀不谋而合。特别是周小舟，他多次向彭德怀汇报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种种状况与问题。
7月12日，周小舟赴176号拜访彭德怀。谈及粮食产量，周小舟直言不讳：“去年上报的粮食产量数据纯属虚报，这背后是压力之下的结果。最初上报的粮食数字并未得到实际落实，后续再次上报亦同，如此循环往复，下级干部逐渐领悟出一个规律——唯有虚报，方为上策，而非如实上报。”
彭德怀面色骤变，厉声斥责：“胡说八道！必须依据事实如实上报，绝不容许有任何虚报或遗漏，岂可如此肆意妄为！”
周小舟的话语中透露出沉重的压力，他感慨地说：“我感到压力如山，难以承担。”稍作沉吟，他转向彭德怀，继续道：“目前农民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势必要依赖大锅大灶，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柴火，而且劳动力的节约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实现。若是采用小锅小灶，妇女和弱劳力都能轻松应对烹饪任务，然而现在却不得不依赖强劳力。公共食堂的实行使得家庭用水变得颇为不便，因此民众对公共食堂的满意度并不高。”
“此类事宜，你理应详实地向主席汇报。”彭德怀语气坚决地强调。“我昨日已向主席提及其中一部分。”
“彭总，主席对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秉持开放的心态，我建议您趁机与主席进行一次面对面深入的交流。”
彭德怀曾言：“军队内部时常上报各种社会状况，我则一一转呈主席审阅。”在山峦之间，彭德怀习惯性地将部队反映的种种问题逐项上报给毛泽东，旨在引起他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高度重视。
第二节 上书
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议中，彭德怀的言论未能全面传递至毛泽东的耳中。在会后发布的《简报》中，对于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辞最为尖锐的段落进行了删削，特别是那些直指毛泽东的部分。彭德怀对于这种情况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事实上，负责编纂《简报》的同志并无不良动机，他们的初衷是纯粹的。
7月10日，毛泽东莅临组长联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那天，毛泽东面带笑容，神态悠然，对于城乡之间仍旧存在的紧张态势，他鲜少涉及。他强调，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的问题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差别，经过综合评估，得失大体相当。他相信，“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显现的问题，自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已经逐步得到化解。此外，他屡次重申，农村公共食堂及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度应当持续保持。在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设定上，他的构想仍旧较为乐观。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表述过于乐观，与现实国情中全国城乡普遍面临的、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存在较大差距。
约在7月10日，毛泽东亲自选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组建了一支专门负责文件起草的工作小组，胡乔木被任命为小组组长。该小组的职责是对各小组就十九个问题的讨论成果进行整合与梳理，进而编制出庐山会议决议草案的初稿，并将此草案分发至各小组，以便进行深入研究和修改。经过多轮的精心打磨，草案最终定稿，随后作为中央文件正式发布，旨在确保全党各级能够全面、有效地执行。
会议已持续多日，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难道会议就此草草收场？彭德怀在7月11日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中充满了忧虑。
7月12日的拂晓，彭德怀在辗转反侧的夜晚中步履沉重，踩着露珠走向毛泽东下榻的“美庐”。经过一整夜的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要面见毛泽东，将他对时下问题的深刻见解一一倾诉。他期待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能够再次强调当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彭德怀坚信，凭借毛泽东崇高的声望，解决这些问题定能迎刃而解。
彭德怀接到了消息，“美庐”的警卫透露，主席整夜辗转反侧，直到此刻才得以安歇。
彭德怀无奈而回。
“唯有你彭德怀，敢于在我安寝之际提出宝贵意见！”
尽管当前局势依旧紧迫，但与昔日相比，时光已流转，境况亦不同。从彭德怀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的“美庐”，林荫道上的距离不过区区二百余米，然而，一次难得的会面机会却遗憾地失之交臂。
当夜幕缓缓降临，彭德怀将军在结束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议后踏上归途，随即向身边的参谋王承光娓娓道来：
此次会议持续了超过十天，然而似乎并未在众人心中掀起太大的波澜。在小组讨论环节，议题普遍聚焦于一些常规问题，真正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寥寥无几。我曾在西北小组会上发表的一些见解，在会议简报中并未得到呈现，恐怕也难以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陪同的参谋保持沉默。片刻的寂静过后，彭德怀再次开口言道：
在审视去岁大跃进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亦面临了诸多考验。理应对此进行深入的剖析，然而遗憾的是，在会议的讨论中，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充分的探讨。鉴于我的某些观点在小组会议中不宜直接提出，故此考虑向主席写信，恳请主席能够在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坚信只要主席亲自点明，便能产生显著的推动效果。
周小舟向彭德怀探询其访问八国的见闻，进而引出了当前会议的主题。彭德怀反问周小舟：“你们团队对国内局势的探讨有何进展？”周小舟答道：“讨论未达预期，难以深入探讨。”
在小组会议的讨论阶段，每当周小舟指出不足与问题，往往不期然地遭遇他人的中途打断。
彭德怀表示：“西北小组的讨论进展得相当顺利。我手中还有一些尚未成熟的观点，觉得不宜在小组会议中提出，因此计划将这些未完的想法以信件形式转达给主席。”周小舟提问道：“难道不能直接与主席面对面交流吗？”
彭德怀曾言：“直面沟通固然为上，然我言语间常难臻至完美，有时亦难免过于直率，甚至冒犯。主席对问题的洞察锐利，分析透彻。若在问题尚未充分探讨之前，便直接进行交流，不仅可能浪费主席宝贵的时光，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
“不妨将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进行详尽补充，撰写成一封信件，呈递给主席过目，亦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彭德怀戏称：“你是我参谋了。”
7月13日午时，彭德怀手持精心准备的提纲，将参谋王承光召至面前，口述了致主席信函的具体内容，并指示其草拟初稿。随后，彭德怀对初稿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并交付王承光誊写，形成第二稿。至7月14日午时，彭德怀再次对第二稿进行了精心的修订，并在誊写完毕后亲笔签名。下午五点半左右，王承光遵照彭德怀的指令，将信函送达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手中。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
在庐山会议上，面对批判，彭德怀为庇护身边的工作人员，始终坚称那封信是他倾注一整夜心血所写。王承光在誊写信件时，将彭德怀信中关于大炼钢铁“有得有失”的表述误抄为“有失有得”。毛泽东在批判此信时，特别针对“有失有得”这四个字进行了严厉指责，指出将“得”字置于“失”字之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便在如此情境下，彭德怀依旧未曾作出任何解释或反驳。他的这一行为，实为避免将无辜的工作人员牵连其中。
主席：
此次庐山会议具有重大意义。我在西北小组中，曾数次发表意见，其中一些未在小组会中详述的观点，特地撰写下来供您参考。然而，我个人的见解或许粗疏，缺乏细腻之处。因此，关于这些意见的参考价值，还请您自行权衡。若有不妥之处，恳请您不吝指正。
甲、1958年的大跃进成就，其积极影响无疑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审视国家计委经核实的数项指标，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高达66.1%，农副业增长25%（粮食与棉花增长30%已成定局），国家财政收入亦增长43.5%。如此迅猛的增长势头，乃世界各国未曾经历。它不仅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常规，对于我国这样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的国家而言，更是通过大跃进运动，基本证明了“多快好省”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不仅是中国的一项伟大成就，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也将产生长远积极影响。然而，1958年的基本建设如今看来，部分项目过于急躁和过度，导致资金分散，部分必成项目被推迟，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经验，对此的认识过于迟钝。因此，1959年并未减缓步伐，反而继续实施大跃进，未能及时调整不平衡现象，进而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无可否认，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的必需，在未来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将会逐步显现成效。目前，某些生产环节存在短缺和薄弱，导致生产无法形成完整体系，一些物资储备不足，难以及时调整出现的失调现象和新不平衡。这正是当前困境之所在。因此，在制定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必须以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为原则，认真思考。对于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一些确实难以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下定决心暂时停工。在这一领域，必须有所舍弃，方能有所收获，否则，严重的失调现象将持续，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将难以改变，从而影响未来四年赶超英国和超越英国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决策困难重重。
1958年，我国农村实行公社化，这一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使我国农民得以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成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共产主义的正确路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一段混乱，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与错误，这些无疑都是严重的问题。然而，通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这些问题已经基本得到纠正，混乱局面也得以缓解。我国农村正逐步回归按劳分配的轨道，向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我国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而言，这一成就非同小可，它不仅意味着小事，更彰显了大事的分量。
在全民炼钢铁的热潮中，增设了不少小土高炉，这无疑导致了资源的浪费——无论是物质、财力还是人力，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然而，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收获颇丰：对全国地质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初步普查，培育了大量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与提升。尽管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补贴高达二十余亿，但在这其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得失并存。仅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这其中也蕴含着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对这些教训进行深入分析，无疑是必要且有益的。
如何归纳工作心得教训？
在此次会议中，与会同志们深入交流了自去年以来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并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此次研讨无疑将极大地促进我党工作的进步，将某些领域的被动局面转化为主动出击，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同时，它将有助于及时调整长期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正确理解“积极平衡”的深刻含义。
在我看来，1958年大跃进期间所显现的某些缺点与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我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领导历次革命运动所证明的那样，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难免伴随着不足。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目前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显著矛盾，主要源于比例失衡所引发的全面紧张。从其本质来看，这种状况的发展已波及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具有了政治意义。它关乎我们未来如何继续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跃进，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工作中暴露出的一些不足与失误，其成因是多维度的。从客观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尚缺乏深入了解，实践经验尚不丰富。对于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未能全面贯彻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我们相较于处理政治问题如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往往显得不够从容。另一方面，国内形势的客观现实是我国仍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一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去年人均棉布消费量仅为十八尺，仅能制作一套单衣和两条短裤。人民对于改变这一现状的愿望十分迫切。再者，国际形势的积极发展也是推动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顺应广大人民的需求，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迅速改变我们的落后面貌，以及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近期，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上，显现出诸多需引起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
1、浮夸之风在各地各部门蔓延开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对粮食产量的估计过于乐观，营造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假象。众人误以为粮食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纷纷将精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对于钢铁发展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未对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施、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长、购买力提升以及市场商品布局等进行细致研究。总体而言，缺乏必要的平衡规划。这些问题均暴露出我们实事求是精神的不足，恐怕正是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浮夸风气席卷全国，报刊上充斥着难以置信的“奇迹”，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当时，各方的报告材料都显示共产主义似乎即将到来，许多同志因此热情高涨。在粮棉高产、钢铁产量翻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现象随之滋生，秋收草率，不计成本，将贫困的日子当成了富裕日子。更为严重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难以获得真实的情况。直至武昌会议以及今年一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形势的真相仍未完全明朗。这种浮夸风气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也反映出我们某些工作只设定了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实施措施的不足。尽管主席去年已提醒全党要将冲天的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遵循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遗憾的是，多数领导同志并未真正领会，我亦不例外。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往往让我们容易陷入“左”倾的误区。回顾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与众多同志一样，被大跃进取得的成就和群众运动的高涨热情所迷惑，导致一些“左”倾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膨胀。我们急于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将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抛诸脑后。在思想方法上，我们常常混淆战略布局与具体措施、长远方针与当前步骤、整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关系。例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和“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而我们却缺乏深入研究，忽视了对当前具体情况的把握，导致工作安排缺乏积极性和可靠性。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将原本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实现的目标，压缩到一年或几个月内完成。因此，我们脱离了实际，无法得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未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左”倾思想的体现。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却忘记了政治挂帅的真正目的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升、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无法取代经济法则，更不能取代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同等重视，不可偏废。纠正这些“左”倾现象，往往比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更为困难，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关注反右倾保守思想，却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季郑州会议后的一系列措施，一些“左”倾现象得到了基本纠正，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成绩辉煌，问题众多，经验丰富，前景光明。”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只要全党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继续前进的条件便已经具备。今年和明年，以及接下来的四年计划，必将顺利实现。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在未来的四年里也将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甚至有望超越英国。这是我们伟大的成就和光明的未来。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若意见不吐不快，我党何来战斗力！”
彭德怀料想，毛泽东在阅读完那封信后，或许会约他进行一番交谈，亦或是将信件提交至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然而，毛泽东处理那封信的方式，竟完全超出了彭德怀的预期。
第三节 “鼓咙胡”回声
“请各同志参阅。”
毛泽东向几位中央常委同志指出：“需对这封信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随后，他决定将会议的讨论时间延长至一周，并特地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同志即刻上山参与讨论。在电话中，他还对彭真表示，若林彪的身体状况允许，也请他一同上山。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对会议小组的划分进行调整，将原先按照大区编制的6个小组，改为各区域交叉编制的6个小组。此举旨在便于各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意见交换，防止因同一地区人员间的反复讨论而陷入单一观点，阻碍问题的深入探讨。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让彭德怀感到措手不及。他在后来的笔记中记录道：“我曾向主席个人致信，仅为供其参考，没想到这封信竟意外地被制成《意见书》，事先并未通知我，便公之于众。”次日早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便发放给了与会者。这份文件犹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了层层涟漪。原本沉寂的“神仙会”顿时变得热闹起来。讨论的焦点从《议定记录》（草稿）转向了《意见书》。那些未曾发言的人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原本模糊的看法逐渐清晰，会议中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交锋。
自7月17日至22日，为期六天的讨论中，仅有少数人表示对《意见书》全然赞同或明确反对。多数人虽大体上认同《意见书》的立场，但在对个别问题的表述、措辞的分寸以及文字表述上，存在分歧。部分人觉得，《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成就的描述已足够详尽，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部分，某些措辞略显过于激烈。另有声音认为，《意见书》中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与“大跃进”中显现的问题归为“政治性”的说法不够妥当，值得进一步考量。支持《意见书》的群体中，包括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才子，他们表示彭德怀信中的观点与自己的看法不谋而合。有人甚至赞誉：“唯有彭老总敢于如此直言不讳。”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有助于激发大家畅所欲言，打破会议的沉闷氛围，并将讨论推向更深层次。当有人对信中的某些表述提出批评时，也有人挺身而出，为彭德怀进行解释与辩护。
他们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某些地区表现得尤为剧烈，某些县甚至提出在三、五天之内消除文盲，两年内步入共产主义等目标。将其归咎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似乎并不为过。
“在一段时间内，经济生活中的脱节现象，不得不说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被动局面。作为高级干部，因自身经验不足、思考过于激进，向中央汇报了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导致出现这样的后果，回首往事，心中深感沉重。”
有些人出于某种亲身经历，不禁流露出忧虑之情，轻声对旁人说：“这封信恐怕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在众多赞同之声中，黄克诚、周小舟以及张闻天三位先生的言论尤为引人注目。
一是对农业生产成绩的评估过于乐观；二是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失衡；三是1959年的计划指标设定过高。
他观察到，作风上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成绩，忽视不足之处；对于正面消息感到欢愉，而对于负面信息则显得不悦。
“既要充分阐述成绩，也要深刻剖析缺点。”他指出，基层干部的强制命令和浮夸作风，与上级计划设定的高目标和高要求有着密切的关联。“我认同彭老总给主席的信件所传达的核心精神，完全赞同。至于信中的某些表述、分寸把握及用词，我认为是可以适当调整的。”
在众多赞同与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张闻天于7月21日的小组会上的言辞尤为突出，其对问题的剖析最为深刻。他的发言篇幅冗长，细分为13个要点，全面而系统地表达了对“大跃进”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积累的经验以及吸取的教训的见解。自庐山会议开幕至今二十余日，如此严谨的态度、深刻的内涵，以及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大跃进问题的发言，实属罕见。
“当前的关键在于防止骄傲自满和麻痹大意的情绪。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存在的问题。尽管有些地方出现浮肿病，伤亡人数不多，但问题确实存在。我们连续取得胜利，胜利本身也有其消极面，因为它可能让人头脑发热，产生骄傲自满，从而引发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保持谦虚的态度是有益的。保持冷静的头脑，倾听不同的意见，深入思考我们的问题所在，将焦虑不安的‘热锅上的蚂蚁’转化为从容不迫的‘冷锅上的蚂蚁’，否则，仅仅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虽然心境舒畅，体态丰腴，却无法深入研究问题，也无法吸取教训……”
近几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人的发言，以及众多虽不系统却观点独到的讨论，均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给予了有力的声援。
在为期数日的《意见书》分组讨论过程中，尽管毛泽东未曾明确表达个人立场，他却始终保持着对各组讨论进展的高度关注。他认真研读了会议的“简报”，并陆续个别约谈了持有不同观点的代表以及各组组长，与他们进行深入交谈。
鉴于部分发言指出《意见书》中某些表述和分寸把握需进一步推敲，彭德怀在小组会议中多次发言，反复强调他致主席的信是在得知会议即将闭幕之际匆忙撰写的。他声明，该信在文字表达和逻辑构建上存在诸多不足，部分提法不够精准、严谨，未能完全传达其真实意图，他热切期待大家对此信提出宝贵意见。他表示，此信原本系为供主席个人参阅而作，建议会议结束后将信件收回并妥善存档。
对《意见书》持不同看法者寥寥无几。在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讲话之前，这些人鲜有发声，即便发言，也往往泛泛而谈，仅笼统指出彭德怀的信中存在“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的“思想立场偏差”，或是将其归咎于“看问题的方法不正确”等。然而，也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见书》中充斥着对毛泽东的“讽刺”，甚至有人进一步推论和发挥，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实质上是路线问题，既然路线有误，那么就必须更换领导层以纠正错误！”
对彭德怀的信持异议者，虽然字斟句酌，寻章摘句，但多非恶意。他们在主观上，实则出于对党的深切忠诚，竭力捍卫党的利益。彼时，众志成城，普遍坚信，守护党的利益的最极致体现，莫过于对毛泽东同志的无条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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